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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5日 周恩来在联共会议上作报告
1930年7月5日,周恩来应邀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完成的”。
他重申了“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分析了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农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关系,强调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1935年7月5日 瓦格纳法通过
长期以来,美国广大劳工受资方迫害,连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劳资冲突经常发生。1929年的经济危机,迫使美国大批工人失业和半失业,劳资冲突渐趋紧张。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7月5日签署了“瓦格纳法”,又称“全国劳工关系法”。它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提出,该法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压制雇员行使此种权利,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负责本法案的实施。“瓦格纳法”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法案之一(参见“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条),它被称为工人的大宪章。
1943年7月5日 库尔斯克战役爆发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德战场暂时沉寂,双方都在准备新的战斗。1943年1月,德国宣布全国实行总动员,以挖掘人力补充前线部队和军事工业,并重新分配原料、燃料和电力以加强军事生产。德国统帅部计划以库尔斯克突击部队为主,发动一次代号为“堡垒”的夏季攻势,以改善战场形势。为了这次战役,德国调集了90万军队,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多架飞机。苏联最高统帅部洞悉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严阵以待。
1943年7月5日晨,大批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从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德军奥廖尔兵团从库尔斯克北面进攻,损失了上万人和上百辆坦克,到7月10日才向前推进10—12公里,再也前进不了了,只好转入防御。在库尔斯克南部,双方多次进行激烈的坦克战,德军曾前进35公里,但在苏军顽强抗击下,又不得不在7月15日退却。
7月12日和15日,苏军先后在库尔斯克的北部和南部转入反攻,德军节节败退。8月5日起,苏军连续收复了奥廖尔、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等重要城市。为此,莫斯科曾首次鸣放礼炮祝捷。德军的“堡垒”计划完全破产。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

为八路军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王稼祥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
在这篇文章里,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是为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正确道路的历史。中国民族整个过程中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或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共产党应有马列主义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它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它的领导,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1948年7月5日 北平“七·五”惨案

这是排列在北平街头上的示威队伍
1948年,内战全面开始,东北辽、吉两省的大、中学生约3000人迫于战火,纷纷流向北平,衣食住及读书问题均无法解决,他们派代表向北平市参议会交涉,但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参议会会长许惠东要把他们送去当兵,学生们无比愤怒。7月5日晨,全体学生集合在市参议会门前,找许惠东及李宗仁质问,仍未得到肯定的答复。学生们四处碰壁,群情激愤,决定再次去找许惠东交涉。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急忙调动大批宪警,企图阻止学生进入东交民巷。
下午4时,学生们到达东交民巷许惠东家的大门口。后来学生又冲破大门蜂拥入院。宪警用木棍、枪托把学生逐出大门。双方对峙了一会,秩序逐渐平静下来。警备总部的王参谋长叫学生派代表谈判,不料在谈判期间,陈继承从北平西苑调来青年军的一个营,把学生团团围住,架起机枪,装上刺刀,作出射击姿势。学生们都已知道代表正在谈判,见此情景,既诧异又气愤,但为避免冲突,大家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代表的消息。会客室内谈判的双方,均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当协议达成后,双方代表向大门口走来,准备向学生们宣布,外面的学生见代表出来,欢声雷动,纷纷拥向门口询问消息,青年军阻止不住,随即开枪射击,机枪声、冲锋枪声响成一片。学生们匆忙就地卧倒,但当学生们起来时,枪声又起,直至王参谋长派人专门通知,才制止住射击,青年军见惹出大祸,匆忙撤走,当时学生队伍也很混乱,除少数人留下救死扶伤外,其余均撤回住地。在这场惨案中,进步学生死伤百余人。
“七·五”惨案发生后,震撼全国,北平各校学生更是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外地学生也奋起声援,一时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燎原之势。南京政府见势不妙,急忙派代表处理。后来由傅作义下令,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优抚死伤学生,并答应解决学生的生活及读书问题,一场风波才算暂时平息。
1957年7月5日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
1963年7月5日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下午2时25分乘专机抵达莫斯科。
今天抵达莫斯科的有: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潘自力已在莫斯科。
前往机场迎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苏中央委员萨丘科夫、契尔科年科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里科夫。
已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和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前往机场欢迎。
前往欢迎的还有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杨蕴玉、副团长郭建、区棠亮、吴全衡和团员黄甘英、倪斐君、范瑾、韩幽桐,以及中国留苏学生的代表。
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献了鲜花。
1976年7月5日 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
新华社1976年7月5日报道,我国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五号”和“向阳十一号”,最近在太平洋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次远洋科学调查,取得大量的、多学科的第一手资料,为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
1977年7月5日 巴勒斯坦发生军事政变,总理布托被捕内幕
1977年3月7日,巴基斯坦举行大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布托再次当选为总理;而由9个党组成的反对党联合组织--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伪造普选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政府行动。
从3月到7月,将近4个月中,对抗愈演愈烈,反对党组织的游行者多次同警察发生冲突,支持者也举行拥护政府的示威。由于冲突,死亡约350人,在罢工期间,国家经济遭受损失达16亿美元,布托被迫让步,同反对党就10月份重新举行大选进行谈判,然而谈判破裂。
7月3日,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和各军司令到总理官邸拜访布托,哈克向布托表示,军队支持布托,对布托是忠诚的。布托很高兴。大家一起共进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电台宣布:军队接管了政府,总理等人已被拘捕
7月4日夜,拉瓦尔品第显得很平静,4个月的示威、游行、冲突已搞得人们精疲力尽,人们在等待着谈判的结果,也在酝酿着10月份的重新选举。
夜深了,已经是7月5月凌晨1点30分,布托才上床休息。哈克将军及各军司令的来访,对布托来说,好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一直兴奋了两天,今晚,他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然而,布托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上床的时候,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军车正一辆一辆地急驶而过。很快,电台、机场等重要目标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通往各地的主要路口也布了岗哨,戒备森严。与此同时,军队开始包围总理官邸。
一名忠于布托的警察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一队队士兵匍匐前进。他终于爬到了布托的家门前,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布托的贴身男仆乌尔斯。乌尔斯警惕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这名警察喘着气说:“快告诉布托先生,军队正前来捕杀他!他必须尽快藏起来,藏起来!”说完,这名警察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乌尔斯急忙叫醒了布托,把这一凶讯告诉布托,并劝他赶快逃走或是藏起来,布托拒绝了乌尔斯的建议。他平静地说:“我的生命掌握在真主手中。如果军队要杀我,那么,让他们杀吧!躲藏与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让他们来吧!”
布托这时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是军队造反,又是哪个军事集团在领导呢?他没有忘记的是,两天前,齐亚-哈克将军亲自向他宣誓表示军队对他的忠诚呀!
布托作出的反应是立即给齐亚-哈克将军打电话,可是,电话接不通。他又给政府各部部长打电话,仍然不通。布托没有死心,还是不停地打。
这是7月5日凌晨2时。就在这时,士兵们涌进了布托的卧室,为首的一名军官说道:“布托先生,您被捕了。”
士兵们围了上来。布托放下手中的电话,平静地望了望紧张得脸色惨白的夫人和女儿,一言不发地大步走出门去。
2点30分,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了一条重大新闻: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并且对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实行拘捕。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的局势“正常,各地都平静”,军队在各大城市和机场布岗。国际和国内航线班机照常起降。
电台同时宣布: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为军政府的首脑。从1971年以来一直持续下来的巴基斯坦的文官政治宣告结束。
政变的领导人,正是齐亚-哈克将军。
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高等法院全体法官都出了庭,首席法官穆斯塔克-侯赛因宣布:前总理阿里-布托因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判处绞刑。另外还有4个人,包括保安部队的总指挥米安-穆罕默德-阿巴斯和3个下级军官参与了共谋并且实际动手杀人而同时判处死刑。
布托被据以判处死刑的谋杀罪,是由反对党的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提出起诉的。卡苏里过去曾是布托的支持者,两年前转入了反对党,而且对布托批评得最凶。1974年卡苏里同他的父亲坐在同一辆汽车里,遭到枪弹的射击,卡苏里幸存下来,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汗被打死了。自那时以来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主要嫌疑犯是布托建立的前联邦保安部队的首脑穆罕默德-阿巴斯用埋伏的机枪打死的。起诉书说,这是布托下令进行的一次政治谋杀。
在死刑判决书刚一下来,布托就被转移到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死刑罪犯”的行列中。
总理走上绞刑架
早在1978年8月,住在北爱尔兰的一位巴基斯坦商人、44岁的阿卜杜勒-米尔扎,在当地电视节目中说,1974年是他在拉合尔依靠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帮助,杀死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他所以杀死他是同早在1952年的一次行贿事件有关。然而巴基斯坦法院确定的案情是:艾哈迈德-汗是因为布托主使谋杀作为一个政敌的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而偶然遇害的。因而,对这位商人供认的事实无人过问。1979年2月6日,米尔扎再次供认:使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事件是他干的。他说,他要回到巴基斯坦去证明他讲的话属实。但是巴基斯坦驻伦敦使馆没收了他的护照。
1979年4月4日凌晨,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布托双手被反缚,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步往绞刑台。在经过其它犯人时,犯人们高声齐诵《古兰经》。
51岁的布托,在死牢里关了一年后特别苍白瘦弱。他穿着自己的服装。当他站在绞刑架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讲的最后几个字是:“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布托死后不久,贝娜齐尔被释放。出狱后她继续领导人民党与政府作斗争。1981年政府将她逮捕并单独关押,直到1984年1月10日,由于她患上严重的乳突炎才得以释放出国就医。在英国流放期间,她发起了要求巴基斯坦当局释放政治犯的运动。1985年7月贝娜齐尔的弟弟神秘地死去,死因可能是一次蓄意谋杀事件,巴基斯坦国内群情激昂,齐亚将军不得不在12月取消了军管法。旋即贝娜齐尔于1986年4月结束流放生活回国。
1988年5月,齐亚将军宣布将举行11年来第一次大选。8月,齐亚将军在一次原因不明的飞行爆炸事件中死于非命。11月16日,大选如期举行,人民党获胜。12月2日,贝娜齐尔-布托正式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理。那时,她年仅35岁,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一位女总理。
誰紛享了誰的目珖?誰抹去了誰的忧傷?誰収服了谁的轻狅?誰又把誰放在了芯上?究竟是誰傷了誰,沒絠誰會詠逺噯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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